2026年7月，《经济学人》主编詹尼·明顿·贝多斯对埃隆·马斯克进行了一场85分钟的对谈，话题从芯片、电力、机器人延伸到丰裕社会与星际文明。访谈中，马斯克给出了极为激进的时间表：AI约五年内可能超过全人类智能总和，十年内人类很可能失去控制位置。他甚至预测，到2036年，钱可能“不再重要”。这些观点迅速引发外界对AI发展节奏与人类处境的广泛讨论。
马斯克将智能划分为数字智能与物理智能。前者已在数字世界快速扩张，后者则需要“末端执行器”——即机器人。他认为，只有当大模型能调用大量人形机器人，智能才能从处理比特走向“塑造原子”，真正进入工厂、仓库、家庭和基础设施，改变物质世界。这也是他将Tesla、SpaceXAI与Optimus人形机器人放在一起的原因：机器人是数字智能进入现实世界的身体。若机器人数量足够多、能力足够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将不再受人类劳动时间限制，他称之为“准无限经济”。
在丰裕社会的设想中，马斯克认为，若AI和机器人提供的供给远超人类消费规模，货币的稀缺性将失去原有位置，因此钱在2036年甚至可能“不再重要”。他提出“全民高收入”而非仅仅是基本收入。但主持人追问：若白领工作先被数字AI替代、体力劳动再被机器人替代，失业者如何生活？财富集中、社会恐惧和制度反应是否先于丰裕到来？马斯克承认这将是一条“崎岖的道路”，却未给出具体过渡方案。他用园艺作比喻，称未来工作像种菜，非维生必需，但仍可有趣、有意义。这一比喻虽迷人，却未能回答人如何获得尊严、关系与归属感。
马斯克对AI的态度似乎从“刹车”转向“握稳方向盘”。他曾长期警告AI失控风险，现在仍认为AI和机器人并非零风险，并承认自己的感受在兴奋与恐惧间摆动。但他似乎不再相信人类能真正按下停止键。他早年参与OpenAI的初衷是制衡既有巨头（主要针对Google），但这些行动反而加速了行业发展。于是，他转向务实：与其幻想阻断浪潮，不如减少坏结果概率，聚焦价值与协作。他提议，领先AI公司应定期直接讨论安全与安保问题；在发布显著更强的新模型前，其他竞争者可在有限时间内做风险测试；若风险未被处理，政府保留最终干预权。
马斯克认为，AI的瓶颈正从算法转向能量与物理世界。大模型竞争常被描述为参数、芯片与榜单之争，但他将视野拉得更“高”更“重”：AI的约束不仅在芯片，更在电力、冷却、电气设备和基础设施。这解释了他为何推动轨道数据中心——当计算需求以基础设施级别增长，AI将重塑发电、供电、散热、制造、运载乃至太空部署。从这个角度看，火箭业务与AI是一体的：AI需要更多能量和计算，太空运输与轨道部署为极端规模的基础设施提供想象空间。
中美竞争在马斯克看来并非背景，而是AI革命的物理底座。他反复提及芯片、电力、机器人等关键词，认为中国的数字AI与机器人能力已相当强；若获得足够计算资源，中国公司有可能成为前沿模型的领导者。他认为，限制AI的从来不只是算法人才或模型参数，而是谁能持续提供芯片、算力、电力、冷却设备，以及把智能落地到物理世界的制造能力。他并不认为单靠出口管制能决定竞赛终局：美国可约束本国公司，却不能替世界其他地区作决定；被限制的一方会提高既有算力使用效率，并设法补上供应链短板。在当下阶段，AI的约束有时更接近电力和冷却，而不只是最先进的芯片。
谈到SpaceX时，马斯克表示，他想做的是最大化“意识在未来的光锥”——让有意识的生命在更长的时间、更大的空间里延续与扩展。火星并非孤立殖民计划，而是避免意识只押注地球的一种选择。他期待星际航行文明，人类生活在群星之间。六岁时看《星球大战》的震撼，多年后变成工程目标：星舰、频繁发射、月球与火星基地，以及把长期投资从季度业绩压力中保护出来。当然，愿景不等于路线图已实现，星际文明仍受制于发射可靠性、长期生命保障、成本、治理与人类自身承受能力。但马斯克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这些问题当作当代公司、资本与工程团队应开始承担的任务。
这场访谈最易被记住的是马斯克的大胆预测：五年、十年、准无限经济、工作可选。但他真正提供的是一条连续的因果链：数字智能变强，机器人让它进入物质世界；生产能力暴涨，经济与劳动意义被改写；能源和计算成为新底座；太空则成为延长文明时间尺度的下一层基础设施。这条链条未必按他预测的速度发生，也不保证导向他期待的结果。马斯克自己也承认，AI既让人兴奋，也让人害怕。对读者而言，更有用的态度或许不是追问“他这次会不会又预测对”，而是思考：当智能逐渐具备行动能力，我们是否准备好让技术的供给能力配得上社会的承接能力？当人类终于有可能走得更远，我们又要带着怎样的价值观走向那里？这些问题，比任何一个十年倒计时都更值得现在开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