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經濟學人》主編詹尼·明頓·貝多斯對埃隆·馬斯克進行了一場85分鐘的對談，話題從晶片、電力、機器人延伸到豐裕社會與星際文明。訪談中，馬斯克給出了極為激進的時間表：AI約五年內可能超過全人類智慧總和，十年內人類很可能失去控制位置。他甚至預測，到2036年，錢可能“不再重要”。這些觀點迅速引發外界對AI發展節奏與人類處境的廣泛討論。
馬斯克將智慧劃分為數字智慧與物理智慧。前者已在數字世界快速擴張，後者則需要“末端執行器”——即機器人。他認為，只有當大模型能呼叫大量人形機器人，智慧才能從處理位元走向“塑造原子”，真正進入工廠、倉庫、家庭和基礎設施，改變物質世界。這也是他將Tesla、SpaceXAI與Optimus人形機器人放在一起的原因：機器人是數字智慧進入現實世界的身體。若機器人數量足夠多、能力足夠強，商品和服務的供給將不再受人類勞動時間限制，他稱之為“準無限經濟”。
在豐裕社會的設想中，馬斯克認為，若AI和機器人提供的供給遠超人類消費規模，貨幣的稀缺性將失去原有位置，因此錢在2036年甚至可能“不再重要”。他提出“全民高收入”而非僅僅是基本收入。但主持人追問：若白領工作先被數字AI替代、體力勞動再被機器人替代，失業者如何生活？財富集中、社會恐懼和制度反應是否先於豐裕到來？馬斯克承認這將是一條“崎嶇的道路”，卻未給出具體過渡方案。他用園藝作比喻，稱未來工作像種菜，非維生必需，但仍可有趣、有意義。這一比喻雖迷人，卻未能回答人如何獲得尊嚴、關係與歸屬感。
馬斯克對AI的態度似乎從“剎車”轉向“握穩方向盤”。他曾長期警告AI失控風險，現在仍認為AI和機器人並非零風險，並承認自己的感受在興奮與恐懼間擺動。但他似乎不再相信人類能真正按下停止鍵。他早年參與OpenAI的初衷是制衡既有巨頭（主要針對Google），但這些行動反而加速了行業發展。於是，他轉向務實：與其幻想阻斷浪潮，不如減少壞結果機率，聚焦價值與協作。他提議，領先AI公司應定期直接討論安全與安保問題；在釋出顯著更強的新模型前，其他競爭者可在有限時間內做風險測試；若風險未被處理，政府保留最終干預權。
馬斯克認為，AI的瓶頸正從演算法轉向能量與物理世界。大模型競爭常被描述為引數、晶片與榜單之爭，但他將視野拉得更“高”更“重”：AI的約束不僅在晶片，更在電力、冷卻、電氣裝置和基礎設施。這解釋了他為何推動軌道資料中心——當計算需求以基礎設施級別增長，AI將重塑發電、供電、散熱、製造、運載乃至太空部署。從這個角度看，火箭業務與AI是一體的：AI需要更多能量和計算，太空運輸與軌道部署為極端規模的基礎設施提供想象空間。
中美競爭在馬斯克看來並非背景，而是AI革命的物理底座。他反覆提及晶片、電力、機器人等關鍵詞，認為中國的數字AI與機器人能力已相當強；若獲得足夠計算資源，中國公司有可能成為前沿模型的領導者。他認為，限制AI的從來不只是演算法人才或模型引數，而是誰能持續提供晶片、算力、電力、冷卻裝置，以及把智慧落地到物理世界的製造能力。他並不認為單靠出口管制能決定競賽終局：美國可約束本國公司，卻不能替世界其他地區作決定；被限制的一方會提高既有算力使用效率，並設法補上供應鏈短板。在當下階段，AI的約束有時更接近電力和冷卻，而不只是最先進的晶片。
談到SpaceX時，馬斯克表示，他想做的是最大化“意識在未來的光錐”——讓有意識的生命在更長的時間、更大的空間裡延續與擴充套件。火星並非孤立殖民計劃，而是避免意識只押注地球的一種選擇。他期待星際航行文明，人類生活在群星之間。六歲時看《星球大戰》的震撼，多年後變成工程目標：星艦、頻繁發射、月球與火星基地，以及把長期投資從季度業績壓力中保護出來。當然，願景不等於路線圖已實現，星際文明仍受制於發射可靠性、長期生命保障、成本、治理與人類自身承受能力。但馬斯克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把這些問題當作當代公司、資本與工程團隊應開始承擔的任務。
這場訪談最易被記住的是馬斯克的大膽預測：五年、十年、準無限經濟、工作可選。但他真正提供的是一條連續的因果鏈：數字智慧變強，機器人讓它進入物質世界；生產能力暴漲，經濟與勞動意義被改寫；能源和計算成為新底座；太空則成為延長文明時間尺度的下一層基礎設施。這條鏈條未必按他預測的速度發生，也不保證導向他期待的結果。馬斯克自己也承認，AI既讓人興奮，也讓人害怕。對讀者而言，更有用的態度或許不是追問“他這次會不會又預測對”，而是思考：當智慧逐漸具備行動能力，我們是否準備好讓技術的供給能力配得上社會的承接能力？當人類終於有可能走得更遠，我們又要帶著怎樣的價值觀走向那裡？這些問題，比任何一個十年倒計時都更值得現在開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