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蘭克林鄧普頓旗下風險投資部門Franklin Venture Partners在最新報告《Beyond SpaceX》中提出，SpaceX並非商業航天投資機會的終點，而是開啟整個太空經濟的基礎設施“解鎖者”。報告認為，隨著發射成本和稀缺性下降、政府採購模式改革、軍用與商用需求融合以及資本市場退出渠道成熟，下一代商業航天公司正獲得系統性的成長條件。

發射不再稀缺，商業航天獲得最關鍵基礎設施。商業航天過去最大的障礙除了成本高昂，還在於無法保證何時能進入軌道。全球長期只有少數發射服務商，每年發射次數有限，創業公司難以圍繞不確定的發射能力規劃產品開發和融資。在NASA太空梭時代，將有效載荷送入近地軌道的成本約為每公斤5.45萬美元，而SpaceX的獵鷹9號公開報價約為2720美元，相差約20倍。儘管SpaceX自2022年以來已三次提高Falcon系列公開價格，小型航天器拼載費率較2020年累計上漲約40%，但經通脹調整後的發射價格仍比2018年低約18%。報告認為，這從側面反映出，在第二家大規模競爭者出現前，SpaceX仍擁有較強定價權。

比價格更重要的是供給能力。2025年全球完成329次軌道發射嘗試，接近每天一次，共將3194噸有效載荷送入軌道，約為2019年的8倍。SpaceX一家便執行165次任務（通過獵鷹火箭），佔全球發射次數約一半，並承載約80%的全球入軌載荷質量。穩定的發射能力意味著衛星企業可以像普通科技企業規劃雲端計算或物流能力一樣規劃“上天”，由此開啟更廣闊的商業市場。

全球太空經濟已從政府主導轉向商業驅動。報告綜合多家機構估算，市場規模從2010年的2670億美元增長至2020年的4010億美元，2025年達到約5690億美元；預計2030年接近9550億美元，2035年達到約1.354萬億美元，過去十五年的增長速度超過全球GDP增速兩倍。資本也正在進入這一市場。2025年商業航天企業獲得的風險投資約100億美元，按照Seraphim和BryceTech等主要統計機構的資料，均創歷史新高。更重要的是，產業結構已發生根本變化：商業活動如今佔全球太空經濟約78%，政府預算佔比僅22%。報告稱，這幾乎是上一代太空產業結構的“倒置”。

政府從“造產品”轉向“買服務”。SpaceX成功的另一個關鍵是美國政府改變了採購航天技術的方式。傳統政府專案大量採用“成本加成”模式，政府不僅規定需要什麼產品，還往往規定技術路線，並承擔專案超支風險。這種制度削弱了承包商控制成本和縮短開發週期的動力。NASA的商業軌道運輸服務計劃（COTS）則採取完全不同的思路：政府確定需要實現的能力，由企業自行決定如何實現，同時允許企業保留智慧財產權，並採用更多固定價格合同，將成本超支風險轉移給承包商。NASA後來估算，如果按照傳統成本加成模式開發Falcon 9，成本約需40億美元；即使假設採用更加商業化的研發文化，也需要17億美元。而經NASA驗證，SpaceX開發Falcon 1和Falcon 9的實際成本合計約3.9億美元，僅為傳統模式估算值的大約十分之一。

這種模式如今正在擴散。NASA商業月球有效載荷服務計劃（CLPS）已擁有13家預認證商業供應商。2024年2月，Intuitive Machines的IM-1完成首次商業月球著陸；2025年3月，Firefly Aerospace的Blue Ghost 1完成首次完全成功的商業月球著陸。2026年4月，NASA進一步計劃將CLPS合同上限從26億美元提高至42億美元，增幅61%，並計劃2027年實施約9次月球著陸、2028年約10次，同時推進CLPS 2.0。NASA在2026年推出的“Ignition”改革，更進一步將自身定位從航天系統的唯一設計者和所有者，轉向商業航天企業的“錨定客戶”和基礎設施推動者。

商業航天擁有真正的“軍民兩用”屬性。以星鏈（Starlink）為例，相同的底層衛星網路既可以滿足政府通訊需求，也能向消費者、航空公司和企業客戶銷售服務。2025年Starlink收入達到114億美元，佔SpaceX全年收入60%以上；全球衛星寬頻使用者同比增長62%，超過1000萬。邏輯同樣適用於火箭，一枚火箭既可以發射軍事衛星，也可以搭載商業衛星。企業因此可以利用商業市場產生現金流，在漫長的政府採購週期中降低對單一訂單的依賴。

與此同時，美國太空軍正成為商業航天產業越來越重要的客戶。美國2026財年國防預算達到9616億美元，其中軍事人員以及運營維護支出合計5580億美元，佔58%，大量預算需要用於維持已有軍事體系。而成立於2019年的美國太空軍則沒有同等規模的歷史包袱。2026財年太空軍261億美元自主支配資金中，研發、測試與評估（RDT&E）達到149億美元，採購40億美元，兩項合計佔72%。最終獲得的2026財年資源達到319億美元，較五年前增加一倍以上。2027財年，太空軍申請的自主預算及預計預算協調資金合計進一步升至713億美元，較2026財年最終水平增長123%，其中RDT&E達到384億美元。政府資金還在撬動私人資本。2024至2025財年，SpaceWERX旗下STRATFI和TACFI計劃選擇25家公司，以9780萬美元政府資金匹配3.409億美元外部資本，相當於每1美元公共資金帶動超過3美元私人投資。

航天產業模組化，使創業公司“不需要成為下一個SpaceX”。如果說SpaceX代表航天產業的全棧模式，那麼下一代創業公司未必需要複製這一路徑。太空產業可以拆分為衛星服務和資料分析、有效載荷和感測器、衛星平台與製造、發射服務以及地面基礎設施等多個層級。一家公司可以只在其中一個環節形成技術優勢，再通過商業合作嵌入更大型的航天系統。這種模組化結構降低了創業公司的規模門檻，也提高了併購價值。大型企業不必重新研發全部能力，而可以直接收購掌握某項關鍵技術的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太空領域共有14筆投資退出，交易價值達到242億美元。2025年成為太空基礎設施領域退出數量最多的一年，並創下歷史第二高的退出價值。2025年第四季度又出現兩筆超過8億美元的風險投資支援企業併購——Firefly收購SciTec，以及Intuitive Machines收購Lanteris；2026年6月，Voyager Technologies又同意收購月球著陸器開發商Astrobotic。

資本市場的變化同樣明顯。與2020至2021年的太空SPAC熱潮相比，新一批航天企業上市時已經擁有更成熟的業務。2025至2026年上市的Karman Holdings、Voyager Technologies、Firefly Aerospace和York Space Systems等企業，上市時收入中位數約為2.45億美元，而2020至2021年SPAC航天企業只有約2500萬美元，兩者相差接近10倍。其中York融資6.29億美元，估值約47.5億美元，2025年前9個月收入2.809億美元，在手訂單達到6.42億美元。報告還指出，SpaceX在2026年6月IPO，募資約860億美元，成為歷史最大規模IPO，其2025年收入達到187億美元。

商業航天市場開始全球化。傳統國防企業進入海外市場往往受到出口管制和政府間軍售程式限制，但許多航天技術本身擁有商業用途，因此可以更早通過商業渠道進入國際市場。尤其是在俄烏衝突之後，商業衛星通訊、地球觀測和合成孔徑雷達（SAR）的軍事價值得到進一步驗證。SAR衛星可以穿透雲層並在夜間獲取影像，商業星座因此承擔了越來越多情報、監視和偵察任務。包括波蘭在內的一些國家已經開始直接從商業衛星運營商購買主權SAR和地球觀測能力，將傳統國家專案可能需要十年的建設週期壓縮到數月。2025年全球政府國防太空支出已經達到740億美元。歐洲航天局同年11月獲得成員國221億歐元的2026至2028年預算承諾，較上一週期增長32%，扣除通脹後仍增長17%，創ESA成立50年來最高紀錄，並首次加入明確的安全與國防任務。歐洲仍存在巨大追趕空間。美國目前約佔全球政府太空支出的60%，歐洲只有約10%；國防約佔全球政府太空預算的一半，但在歐洲佔比不足15%。如果歐洲持續增加安全和國防投入，商業航天企業可能成為直接受益者。

兩黨支援降低政策週期風險。航天產業仍然高度依賴政府預算，因此政治風險無法消失。但報告認為，與其他新興國防科技相比，太空產業具有更強的政策連續性。原因在於航天同時涉及國家安全、產業競爭、高技能製造、科學研究以及與戰略競爭，很容易在美國政壇形成跨黨派支援。阿爾忒彌斯（Artemis）計劃始於特朗普第一任期，在拜登政府時期繼續推進，並於2026年執行首次載人任務Artemis II；太空軍則從最初約150億美元預算增長至2026財年的319億美元。更明顯的例子來自NASA預算。美國政府此前提議將NASA 2026財年預算削減24%至188億美元，但國會最終基本否決這一計劃，以明顯多數批准244億美元，同時2025年預算協調法案還額外為Artemis相關專案增加100億美元。中美太空競爭也進一步加強這種政策連續性。2025年中國實施92次軌道發射，僅次於美國的181次，同時繼續建設通訊和遙感衛星星座。報告認為，無論美國政府如何更替，保持太空領域領先仍是少數擁有較強跨黨派共識的戰略目標。